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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外卖小哥的世界杯:送餐时问比分 能吃苦才能赚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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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 世界杯不仅仅是属于球迷的,也是属于小龙虾的。

42岁的“外卖大叔”老詹深夜回到家,躺在床上看比赛。许康平/摄

世界杯不仅仅是属于球迷的,也是属于小龙虾的。

据外卖平台“饿了么”统计,这次世界杯头两天四场比赛,在俄罗斯队大胜沙特阿拉伯队、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双牙大战的同时,将近2400万只小龙虾被送进了食客的肚子。

天猫“新零售世界杯宵夜战队”,两天之内订单数增长了271.1%。吃掉小龙虾最多的3座城市是上海、武汉和杭州,最贵的一单在杭州,一位顾客一次性点了4130元的小龙虾。

截止到目前,小龙虾消费最多的一天出现在6月23日,10029单。这一天,墨西哥队赢了韩国队。

“90分钟比赛加15分钟中场休息,用户平均每秒下单订购了484只小龙虾。其中55%的小龙虾订单,是在中场休息的15分钟时间内配送完成的。”饿了么公关部公关经理张莹琦说。

在张莹琦看来,这次外卖遇上世界杯是一场前所未有的“狂欢”。

给球迷送餐,能趁机看一眼屏幕,问一句比分

世界杯同梅雨天一道来了杭州,晚上10点的建国路烧烤一条街,每家店都爆满,食客吃得脑门冒汗,有的把上衣的下摆翻上来,露出肚脐。外卖送餐的电动车在店外摆成了一排,这座城市绝大部分宵夜订单,都要从这条街上取餐。

上半场还没过半,外卖小哥的手机此起彼伏地响,“您有新的订单”。

外卖小哥胡根伟一把拎起包装好的臭豆腐和炒花菜,抽空又瞅了两眼隔壁烧烤店里的屏幕。从店门口到屏幕大约七八米远,屏幕上一群小人儿在跑来跑去,像一个个小点。

“我能看得清,我视力好。”胡根伟笑嘻嘻地说。

“过来一起看。”店长瞧见胡根伟路过,出来叫他。

“不了,还有单。”他晃晃手里的餐盒。

6月18日凌晨,老詹深夜回到家,躺在床上看比赛。许康平/摄

这是胡根伟最常“蹭”的一块屏幕。他29岁,安徽人,来杭州当外卖小哥两年多了,工作的区域一直是这一片儿。这家烧烤店的店长、店员和他早已相熟。店里客人少的时候,等单时他可以进屋去,拉一把椅子坐下。

平时,屏幕上放的多是综艺节目,胡根伟都懒得看上一眼。直到世界杯开赛,大小屏幕都锁定世界杯,也锁定了他的目光。

千里之外的北京,簋街上也是同样的场面。簋街的街道更长,宵夜店更多,看球的人和播放球赛的屏幕也更多。店门口也同样有蹭屏幕的外卖、代驾小哥。

一家店外露天摆着大屏幕,外卖小哥向华倚在电动车上,和同事们一边分吃几袋零食,一边等单。他偶尔抬头,从人群的缝隙里,远远看一眼屏幕。

屏幕前围着的,有闪送小哥、代驾小哥、外卖小哥……这些人彼此陌生,却会讨论几句场上的形势,偶尔飘出几句国骂。大伙儿此时只有一个身份——球迷。

球迷的快乐是一样。杭州的一个工地没有无线网络,工友们轮流负责提供手机、充电宝和啤酒、小吃,制作了详细的流量分工表,排好班拿各自的手机看球赛直播。

韩国队连进两球的那一夜,北京簋街上所有的店里,一瞬间都发出了呼喊声。整条街都沸腾了几秒,一个原本坐着蹭屏幕的代驾小哥直接跳了起来,钻到店里想看个真切。

那场比赛,胡根伟买了德国队赢,没想到韩国队却爆了个冷门。眼下这场是巴西队对战墨西哥队,16晋8的淘汰赛。巴西队是他喜欢的球队之一,一张买了巴西队获胜的彩票就在他裤兜里揣着。

电动车把手一拧,他的车子在夜色里蹿了出去。风从耳边擦过,头盔里闷着的汗吹干了一些。

建国路算是杭州老城区的中心地段,马路算不上宽敞,新修建的写字楼高高插向半空,后头躲着“拆迁不起”的老居民楼。一条新的地铁线路修到了附近,马路中间被圈出一长串建筑工地。

街角有一家网吧。两个穿着T恤、短裤、大拖鞋“球迷标配”的中年人坐在电脑前,耳朵上套着耳机,一边撸着胡根伟送过去的烤串儿,一边盯着屏幕看球赛。

“都是打工的,应该是怕吵到家里人,或者不想在家听到老婆抱怨吧!”他猜。

往常夜里点餐的,大多是半夜加班的白领,打从世界杯比赛开始,就以球迷居多了。给球迷送餐的时候,胡根伟可以趁机瞥一眼屏幕。几秒钟的时间很难恰好赶上进球之类的精彩场面,最多来得及看看球在哪一方的脚底下传控。

他送餐路过了各种各样的屏幕,有家店直接投影在一整面墙上,那是胡根伟看到的最大的屏幕。有的店把几块小屏幕拼成了一个大屏幕。还有一面巨大的屏幕,常年投放肯德基的广告。世界杯期间,这块屏幕虽然没放过比赛,好几条广告却都蹭了足球的热点。

有时胡根伟送餐到住户门口,屋子里如果有比赛的声音传出,他会忍不住问一句比分如何。

他正送的这单,是一群在啤酒屋里看球赛的顾客,点了小吃下酒。顾客在二楼,胡根伟拎着餐盒上楼,刚上了两阶,楼上楼下同时爆发出一阵呼喊。

这时,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40分钟,巴西队的中锋热苏斯突破到了墨西哥队的球门前,抓住一个小角度起脚射门,这一球被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及时拦住了。

胡根伟几步跨出去,奔上了二楼,把餐盒送到了客人桌上。

他该下楼了,他的手机刚才又响起了提示音,下一单正等着他取餐。他在原地站了两秒钟,才往楼梯口走去,眼睛却忍不住黏在屏幕上。

“吓我一跳。”他说,“听着他们欢呼,还以为进球了呢。”

6月18日杭州烧烤一条街上,外卖小哥一起用手机看比赛。许康平/摄

兄弟,天气太恶劣了,我们不急你慢慢送

绿灯亮了,胡根伟骑着电动车,从十字路口飞快地穿过。深夜车少,大货车却多了起来,都是“白天不让上路的”。一辆十来米长的大罐车从他旁边轰隆隆地驶过。网上经常有外卖小哥出车祸的新闻,他认识的人也出过几起。

同一时间,巴西队的内马尔铲射破门,踢进了当晚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。

胡根伟的同事陈双喜买了巴西赢,眼下却顾不上高兴。陈双喜刚挨了一个差评,正在懊恼。他的手机响个不停,太多的订单进来了。他晓得自己肯定送不过来,忙着在烧烤店门口找别的同事,把订单“转出去”。

一个差评意味着30元钱没了,如果被投诉服务态度差,不论任何理由,都要被罚款300元,“申诉都没用”。差评如果不是因为延误,倒可以申诉一下。

胡根伟眼下的这一单就快要延误了,顾客起初写错了地址,让他跑了冤枉路。新地址的单元门又紧锁着。钥匙锈了,他费了一番功夫才打开,手机也一直提醒他“快要超时”。他一步两个台阶跑上了6楼,深夜里,成年人拇指大小的蟑螂被楼道里突然点亮的灯光吓得飞窜。

6月18日,杭州,手机上的球赛。许康平/摄

他的车搁在楼下,后座的送餐箱里还放着另一单的餐。杭州治安还好,很少丢单,但也不是没丢过,那就只能外卖小哥自己赔付。

胡根伟从没被投诉过,但差评还是背了一些,平均每年五六个。有一回他送餐去一所学校,点餐的人是一位老师,备注里专门写了“不要打电话”“东西放在门卫后发信息”。胡根伟赶过去只用了20分钟,他小心翼翼按照对方的要求,没打电话,放下东西发了短信。回来一看,却还是挨了个差评。

“我打电话问了,他说点错了不好意思,我就没说什么了。”胡根伟哭笑不得。

最让他郁闷的一回,他把餐盒送到了一个办公室。屋里只有一个人,自称是点餐人的同事,让他把东西放下。

“我给顾客再打个电话?”他问。

“不用,我帮你给他。”对方阻止了他。

胡根伟去送下一单了,半个小时后他接着个电话,刚才那个点餐人在电话里头跟他道歉。原来,那位同事想跟点餐人开玩笑,故意把餐盒藏起来了,对方等了半天没等着,随手点了个差评。

“没事,没事。”胡根伟也只能笑着回答。

他也遇见过暖心的事儿。那天下着冰雹和小雨,他穿着雨衣等着取餐,那一单的顾客打了电话过来。对方是个外国人,用别扭的中国话说:“兄弟,天气太恶劣了,我们不急,你慢慢送。”

“非常感谢你的理解。”胡根伟当时就有点感动。

等他把餐送到,那位外国顾客打开门后,用手挡住了他递餐的手,拿出20块钱塞给他:“兄弟,你太辛苦了,天气太恶劣了,这是你的辛苦费。”

胡根伟反复解释自己不能收小费,顾客又说,“你不接我就不收餐”。胡根伟假装接了,拿钱的时候用双手托住餐,在袋子上抠了一个洞,把那20块钱塞进去,递给顾客,就赶忙跑了。后来他在系统里看到,这一单得到了一个16.6元的“打赏”,还有用“别扭的中国话”写的好评。

钱和好评都是次要的,让他把这件事记到现在的,其实是那几句“兄弟”。

外卖小哥总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。有儿女每天中午给空巢老人点一份午饭,有刚失恋的男青年,非要拽着外卖小哥陪喝酒,不喝就“投诉”“给差评”,有一些小餐馆的服务员,也会叫别家的餐尝尝。

这一两年,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了点餐大军,附近的地铁工地,时常在中午点许多份炒饭,每份饭只卖十块钱出头,点多了还有满减优惠。

一个女顾客点了份黄焖鸡,胡根伟爬了5层楼送上去,敲门没人应,打电话问,对方请他帮忙把门口的垃圾带下去。

“饭你自己吃,辛苦了。”

胡根伟乐了,猜到对方是不想下楼,又不好意思平白叫外卖小哥帮忙扔垃圾,干脆点份餐犒劳他。

那份黄焖鸡他果断吃了,“必须吃啊!两大袋垃圾啊!”

6月18日,杭州,老詹等待取餐。许康平/摄

只要吃得了苦,钱能赚的

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第一场比赛是在6月18日,恰好赶上了端午节。几个外卖小哥站在街边一起吃粽子。剥粽叶的时候,大伙儿手机的接单提示音已经催了好几轮。

外卖兴起仿佛就是这几年的事情,两年前,胡根伟一天最多接30单。这段时间,他最多一天接过80多单。

2013年11月美团外卖正式上线,2014年10月,饿了么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城市,2015年7月,百度外卖开始融资。张莹琦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截至目前,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期间,相较于4年前巴西世界杯期间,夜宵订单增长了4000%以上。

接单量上去了,遇见的人和事也像世界杯赛场的足球一样变幻莫测。外卖小哥小林正在为差评的事揪心。他遇见个男顾客,在网上下单买了两箱水,他取了水走到半路,又接到顾客打电话,叫他捎带着买一包烟。小林返回去买了烟,送到指定地址,搬着两箱水爬到四楼,把东西交给顾客。那个顾客又叫住了他,说是家里还有些垃圾,要他顺便带下去。

小林没办法拒绝,下一单却还在等着他。他怕耽误了,挨差评和投诉。

但最让小林难受的,还是挨客人骂。杭州连续几天的大雨,一次送餐时小林迟到了。对方已经退了单退了款,又额外要求他赔钱,30多元的餐要求他赔50元。

“做人讲点道理嘛。”小林觉得委屈。

“给你这种人还用讲道理?”接着,对方开始拿脏话骂他。

“送晚了,是我的错,钱,我也可以赔他,但他凭什么可以践踏别人的自尊,都是人。”小林向胡根伟倾诉。他更担心的是被投诉,扣钱。他给胡根伟发了视频聊天,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流眼泪。

胡根伟只能安慰他:“没事,没事。”

小林今年20出头,是个大学生。他从乡下老家考到了杭州,暑假选择不回家,在杭州找一份临时工。送外卖是个好选择,上手快,赚得也算多,除了累一点。两个多月刨掉生活费,差不多能净赚一万多元。

送餐用的电动车他得自己买,选的是分期付款。胡根伟是过来人,帮小林算了算。等9月份开学,小林打工结束,车钱也差不多还清了,到时候把车转手卖了,最多亏一千块钱。

夏天是杭州最热、最潮的时候,也是“送外卖最赚钱的时候”。用胡根伟的话说,“只要吃得了苦,钱能赚的”。

小林管胡根伟叫师傅,平时也由他带着。胡根伟一共带过4个这样的“徒弟”,他照顾他们,传授一些送餐路线之类的经验。更多时候,他安慰他们,关于差评、生活压力,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“我就怕他们一钻牛角尖就出不来了。”胡根伟说。

经常有同事找他聊天倾诉。他人缘好,年龄算大的,很早就出来打工,在外卖小哥当中,算是“经历过事情多”的。

这群人里,比胡根伟年龄更大的是詹发顺,他今年已经42岁了,常常调侃自己是“外卖大叔”,不再是“小哥”了。

他来杭州同样也两年了,十几年前他曾在这个城市生活过。“南京、武汉、唐山……”老詹挨个数自己闯荡过的地方,他从初中毕业就开始离家在外,到处打工。再次来到杭州,他觉得“变化太大了”,送外卖又让他迅速重新熟悉了这个城市。

他算不上是球迷,可好几场重要的比赛他都看了。夜里下了班他躺在床上,在黑暗中把手机举在脸前看比赛,第二天跟同事聊天的时候,几个知名球星的名字能随口叫上来。足球让他觉得“全民互动参与感很强”“很热闹很开心”,跟同事和顾客也有了共同的话题。

老詹一直是跑夜班送餐,来杭州两年,他没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。除了春节,或是“生病没办法”,他每个晚上都会骑着电动车,奔行在杭州下城区的街头。在这片区域,他算的上是“单王”。

他的儿子快要上初中了,留在江苏老家。他送单忙,儿子上学也忙,父子俩十天半月的才会视频聊个天。

他想让儿子把书一直念下去,“最低也是大学”。

6月27日,北京簋街,吃小龙虾的人在看球赛。张渺/摄

送一单就是一单的钱,休息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

胡根伟回到烧烤一条街时,下一单的餐已经备好了。

他跟陈双喜擦肩而过,百忙里问了一句:“你买了谁?”

“巴西。”

“几比几?”

“没买几比几,只买了赢。”

陈双喜不乐意猜具体的比分,觉得不容易中。胡根伟正相反,他觉得猜比分更刺激,赔率也高。

“反正就是玩嘛,图个开心。”胡根伟乐乐呵呵地说。他许诺,要是赢了,就请所有的同事喝红牛,三十多个人一人一瓶。

他几乎每场比赛都买,由于不喜欢日本队,比利时队对日本队的那场比赛,他故意买了1∶0、2∶0、3∶0,盼着日本队一个球都不要进。

他买的彩票大多都没有中,幸好买得不大,都是“十几二十块钱的”。他怕叫老婆知道,“要数落我的”。

他听说这条街上最火的那家店,老板一场球押了一万块钱。这个数字,足够让胡根伟支付4个月的房租。

他和老婆孩子,住在离烧烤一条街不到两公里的老小区里。两室一厅的房子,胡根伟一家占据了其中的一间卧室,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能摆下一张大床和衣柜。

另一户是开出租的,杭州本地人,男主人开的是夜班,凌晨两点左右收车。胡根伟送完宵夜回到家也是差不多的钟点,两个人分别占据沙发的两端,一起看球。“那哥们儿爱喝白酒”,胡根伟咋舌。

胡根伟通常看不完一整场,就睡去了。早上他还得起来上班,上午10点到下午2点,是每天的第一个外卖高峰时段。

两年前他一个人刚来杭州送外卖,和4名同事合住在一起,共同分担3000多元的房租。每个月7000元的工资,他把5000元都寄回家去。

后来,他把媳妇和刚出生的儿子接了过来。他和媳妇是在江苏认识的,那时候,她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,他是经常往那处中介送快递的快递小哥。

杭州的气候和安徽老家差不多,闲暇的时候,他会骑着这辆送餐的电动车,带着老婆孩子去西湖边看音乐喷泉。那里一年四季人头攒动,夫妻俩搂紧了孩子,从人群中挤过去。水雾、水球和水柱打着转飞起来,被彩灯照着,遥遥能看到六和塔、雷峰塔。

这算是杭州离他们最近的景点,再远的他就没去过了,“没有时间”。送一单就是一单的钱,休息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。

他选择在世界杯期间加班送宵夜,为的是“多赚点钱”。他父母在老家,母亲在医院做护工,父亲在一片鱼塘里养鱼。胡根伟想早点攒够钱,在老家附近的城市买套房子,把父母接过去。儿子在一天天长大,他要给儿子攒学费。

这个年轻人从18岁就离开了家乡,走南闯北打工。他去沈阳做过“汽车美容”,在河北挖过藕,一天150元钱。

2010年他去北京找工作,差点被人骗了好几千元的押金。那一年南非世界杯,“wakawaka”的曲调响彻街头,球星斯内德和穆勒大出风头,西班牙队捧走了大力神杯。但那时,胡根伟对足球还不感兴趣。

小时候他在学校的操场上踢过几次球,但更愿意跟同学们一起打篮球。他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有将近50户人家,放学后他还得下地干活,“哪有空闲”踢球。他父母都不看球,也没听说过村里有球迷。

他第一次完整看下来一场足球比赛,是在快递公司的员工宿舍里,恰逢2014年巴西世界杯。他记住了梅西、C罗、内马尔等一连串名字。

决赛那天,他捧着那时已然普及起来的智能手机,把耳机塞在耳朵里,看到德国队捧走了大力神杯。

6月27日,北京簋街,外卖小哥在送单。张渺/摄

没想过改行,“学历不高,能干吗呢?”

除了送外卖,向华还帮顾客排队。北京簋街上有几家网红餐厅,门口永远排着长队。向华每天都在朋友圈发一个小龙虾的图片,“接单中,排队,拿号”。

他在东城簋街送单,租的房子在顺义,上下班往返就得俩小时。

阿根廷队被淘汰那天,他接到的单特别多,一着急,送餐时闯了红灯。曾有个外卖小哥不小心蹭了宝马,幸好有保险,骑手没有赔钱。

去年的中秋和国庆,两个假期连在了一起。少了一次促销的机会,许多外卖小哥的生意也受了影响。大家在一块喝酒聊天时,聊着聊着就哭了,“不干了,想回家了”。

杭州的外卖小哥们遇到过一次职场危机。去年7月,西湖边上一家餐馆发生了煤气爆炸,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,46人受伤,周围的几家店都受到了波及。没多久,杭州城的餐饮店开始了一轮排查整改。

烧烤一条街上的店基本都关门了,小哥们接不到单,干脆趁着那一个月轮流放假。

将近一个月,胡根伟每天只能接到十几单,那个月他只拿到四千多元的工资。

幸好,一个月后,饭店陆续开门了,胡根伟注意到,一家总是用液化气瓶子连口锅直接做炒饭的铺子,改用了电磁炉。

这条街上房租贵,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披萨店,一年的房租就要16万元。胡根伟眼看着各种店开了倒,倒了开,一个个招牌带着店名来来去去,陌生的店员慢慢熟悉后又离开,循环往复。他的同事也来来去去,许多人干一阵子就辞职了。两年下来,胡根伟成了老员工。

一连串的订单送完,比赛也结束了。胡根伟还在半路上,找不到任何一块屏幕。在十字路口等灯时他拿起手机,同事们正在聊天群里讨论结果,巴西队赢了。

沿街的店面开始陆续打烊,灯光一个个熄灭,铁门一扇扇落下。只有生意最火的一两家馆子,还有喝好了不肯走的客人在里面坐着。

外卖小哥有些收工回家了,有些回到这条街上继续等单。大段的空闲时间出现了,有人会拿起手机,开始看比赛重播。

有几位小哥并不都是球迷,但也凑到一起“感受气氛”。

据一位外卖小哥解释,这段时间送宵夜,顾客往往都在看球,自己也看球的话,就能搭的上话,遇到准备“上天台”的顾客,还能安慰一句。

“赌球输了的人多了,小龙虾的价格都跌了。”有人开起了玩笑。

胡根伟6月的手机流量,超出了套餐8个G,多花了80多元。他干脆在7月份办了个不限流量的套餐,可以随便看视频了。据他所知,许多同事都是这么办的。虽然他听说,使用流量达到某个上限,就会限制上网速度。

“下个月再换回来。”他说。

“我赢了!耶耶耶!一百多到手了!”陈双喜的彩票中了,他抬头朝着旁边臭豆腐店的老板喊了一句,“哥,你买了吗?”

“买了。”

“买了多少?”

“三千,巴西。”

“内马尔这次状态不错,梅西真可惜。”胡根伟想起了前几天的比赛。

一个客人正从店里出来,恰好听见这句话:“梅西下一届应该来不了了,C罗倒是还能来。”。

“法国队的那个年轻人真厉害,对,就是叫姆巴佩的那个,跑得真快。”

第二天晚上,下着雨,空气依旧潮湿,比赛继续。胡根伟晚上9点就回了家,连续加班了半个多月,他有点累了。晚上10点整,瑞士和瑞典的比赛开始。老婆哄着孩子睡了,开出租车的室友也还没回来,他自个儿瘫在沙发上,就着可乐开始看球。

下一场凌晨两点的比赛有他喜欢的英格兰队,但他“天天熬夜”撑不住了,睡觉去了。

即使是最累的时候,他也没想过改行。“学历不高,能干嘛呢?”

(文中向华为化名)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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